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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论文发表是不是一场“权力的游戏”?中国学者做了一次有

【摘要】: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贾瑞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聂辉华和西南财经大学的肖伟发表在《比较经济学报》的论文,对中国高校经济学院的研究显示,中国高校的论文发表是一场“权力的游戏”。研究显示,在中国高?

本文来源:界面新闻

出发地:磨翔学院

温|马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代表进行了讨论,指出要加强基础研究,避免科技创新“瓶颈”。为了促进科技创新,必须避免行政权力对科研自主权的干涉和扭曲。权力的影响并不深远,但关于权力对学术出版影响的研究却很少。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学术界可能不受权力的影响,可以按照学术标准运作。然而,在一个权力主导的社会里,象牙塔一样的大学不能置身事外。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也会受到权力干涉的影响。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贾薛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聂华汇和西南财经大学的肖伟在《比较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对中国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表明,中国大学发表论文是一场“权力游戏”。研究表明,作为中国经济学院的院长,平均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将增加约0.7篇。这些额外的论文主要是我们学校与他人合作的结果。换句话说,有更多的同事希望与院长合作,这增加了院长发表的论文数量。

这项研究还发现,这些新的研究课题中的大部分不同于院长上任之前的那些。成为院长后,院长的合作研究不再是他擅长或长期从事的领域,而是由合作者主导的研究方向。经常很难改变研究领域,因为“每一排都像一座山”。此外,总统还有许多行政事务,这使得他很难开辟新的研究方向。这意味着总统在合作发表论文时更有可能是“名义上的”。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发现,对于顶级大学和顶级期刊来说,权力对论文的发表几乎没有影响。对于许多在就职前发表论文的学者来说,权力效应相对较小。因此,这意味着院长发表的论文数量的增加主要与院长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力有关,而这很难归因于院长的能力或声望。因此,这表明知识创新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权力扭曲。换句话说,大学竞争和学术声誉机制可以抑制权力的任性。

经济学院院长的权力效应

在科学论文方面,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家。政府还大力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希望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就权力对论文发表的影响而言,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自然科学上,而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不够,因此选择经济学进行研究具有比较意义。

院长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学者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包括求职和职称评定、申请学校内外的各种基金项目等。即使院长不再担任这一职务,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会得到提升,占据更重要的管理职位,并对学者可用的资源产生更大的影响。

研究人员从1990年到2009年选择了95 211所建立经济学院或系的大学,其中29所是985所大学。研究人员密切关注这些大学的99名系主任或经济系主任,因为他们负责本单位的资源分配。

这项研究集中在中文论文上,因为从提交到发表通常需要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使得观察权力对论文发表的影响变得更加容易。其中,《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和《经济季刊》是顶级期刊,其他期刊是普通期刊。

利用院长就职前五年发表的论文标题,提取出频率最高的五个关键词,并将其指定为院长的研究领域。如果这些关键词出现在院长后来发表的论文中,这意味着对同一主题的研究仍在进行。

院长就职的平均年龄是44.2岁,只有6名女性,只有11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每位院长每年平均发表1.9篇论文,其中1.3篇是合作论文,与我校合作的比例是与外国学校合作的四倍。94%的论文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基金资助的论文比例为7.6%。

权力如何扭曲学术出版物?

由于院长的任命而发表的论文数量的增加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这可能是一种“能力效应”,也就是说,科研能力越强的人越有可能被提拔为院长,所以上任后论文数量的增加只是这种趋势的自然表现。当然,人们会说院长有很强的学术能力,所以他可以发表更多的论文。然而,院长的学术能力在就职前后不会很快改变。院长的任命不仅仅基于学术表现,而是主要来自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研究表明,院长上任前发表的论文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趋势,但上任后这一趋势很明显。有趣的是,院长的任命并没有增加发表的学术论文总数。因此,这个解释可能站不住脚。

第二,“声誉效应”。其他学者希望“扯旗树虎皮”,并认为有院长这样的“牛人”作为合著者可以提高论文发表的命中率。研究表明,自院长上任以来,新增论文主要是合作论文,合作论文平均每年增加0.71篇,而独立论文数量没有增加。在合作论文中,明显增加的仅限于与我院教职工的合作研究,平均每年增加0.66篇,而与国外学校的合作研究并没有显著增加。如果人们要求院长“登上头版”以“提高”论文的分数,那么合作研究学者就不应该局限于院长所在的单位,所以这种解释很难成立。同时,院长就职后发表的论文往往不是他的研究专长,也不能发挥声誉效应。此外,就职前发表论文较多的总统在就职后增加了论文数量,但他们少于学术记录不佳的总统,这显然与声誉效应不一致。

最后,“资源效应”。因为其他学者知道他们离院长越近,他们在资源分配方面获得的机会就越多,所以他们愿意在论文发表时请院长“搭便车”。研究表明,就职前校长的平均人数只有8.1人,而就职后增加到13.7人。院长上任后,国家科研项目数量也大幅增加。与此同时,院长离任后,发表的论文数量明显减少。从上述研究结果来看,这种解释可能是最恰当的,也就是说,权力扭曲了论文的发表。

对于不同的大学、期刊和系主任来说,权力的扭曲效应可能是不同的。研究表明,权力效应对985所大学、顶级期刊和在成为院长之前拥有优秀出版记录的院长来说并不显著。研究发现,非985所大学的院长发表论文的平均年数显著增加了0.85篇,而985所大学的院长人数仅增加了0.57篇,增幅并不显著。985所大学内部的学术竞争非常激烈,这有助于限制院长的权力。来自非985大学的学者通常很少有外部职业流动的机会。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寻求权力保护。

应当指出,研究中发现的学术研究中的权力扭曲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类似的问题也将发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在那里国家有很强的干预,缺乏自主权。人们时间和精力有限。如果学者们把他们宝贵的研究时间和精力花在人际关系上,他们真正投入研究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就会相应减少。如果学术界以效率为导向,那么就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如果权力扭曲了学术界的运作,就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当和效率低下。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指出科技领域长期存在的“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学习阀”等弊病应予消除。研究人员要想在科研活动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就必须进一步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管理体制的改革,赋予和加强科研人员的自主权,避免行政干预和权力扭曲,这将导致科研创新活力的下降。加强高校内部和高校之间有序的学术竞争,将使科研人才更加自由流动,也有助于避免权力的恣意妄为。此外,院长的选拔应更多地以学术能力和声誉为基础,使学者能够“学习并成为一名好官员”,这也是防止行政权力扭曲学术研究的可行途径。

参考:

jia, r., ni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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